24 / 01 / 15
简单寒暄之后,老头一脸虚伪地对我说:
「我们决定延迟你的培训。」
「为什么?」
「因为你的技术不行。」
我的技术课是 A,助教对我也有非常高的评价,相比于其他美国人,我不仅能快速地定位问题,并且用相关的技术补足更多的信息,也能创新地结合不同理论。
「哪方面我需要提升呢?」
我心里突然一慌,因为延迟毕业对我来说算是一件大事情,害怕给家里添麻烦。
「语言,」老头虚假地接着说,「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
我十分疑惑并继续询问原因,而他也只是重复最后一句话,并未多说什么,也没给出什么解决方案。
「既然要延迟一年,那么我需要新的 I-20。」
他突然迟疑和茫然,显然没有意料到我会问这个问题,三秒之后,应付道:「……对对对」
当我继续询问其他资源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后来看我不断询问一个问题,他也只是在面谈后发给我一个非常普遍的网址链接,说我可以在上面找到。但是这没有一点帮助。
他叫 Craig Cashwell,有很多头衔,比如和其他专家一起出过书籍、前 CACREP(北美咨询师认证机构)主席、某个前学术杂志的主编,主要方向是宗教心理治疗, 也负责一些创伤的教学;他的职位似乎是行政,系主任之下,所有教授之上这么一个角色。总之,他是一个履历丰富的家伙,但很显然,他作为一个 Advisor,帮助学生学业成功的人,是不够格的。更可笑地是,他负责的恰恰就是我们 5 个学校咨询方向(School-counseling trek)的学生。
这是我们的第三次谈话。每一次的谈话都会令我更加沮丧,无力和无助也都会再次席卷而来。我不是一个不坚强的人,但当我走出他的办公室,不管是跆拳道的「忍耐」还是因为家庭环境磨砺出来的恢复能力在这一刻都崩塌了。
我克制着崩溃,打车回了家。第二天,在舍友的帮助下,我看了学校的免费心理咨询,走遍了流程之后,我还是决定退学。
威廉玛丽学院(The College of William & Mary,简称 W&M)坐落于弗吉尼亚的威廉斯堡县。虽然地址「市区」那一栏要填写威廉斯堡,但其规模和发达程度与国内的县城差不多。
这个地方公共交通形同虚设,要想不受限制,只能开车。
我租住的地方附近的公交会在每个钟点的半点和整点来,但整点的公交并不守时,所以后来,我们只能赶半点的车。而且,中午是没有公交的。如果我当天早上没有课,我最晚也必须 10 点出门赶半点的公交到学校。要知道,我在明尼苏达读本科期间,10 分钟一趟的轻轨(Metro)从未让我担心赶不上车, 只有遇到暴风雪天气的时候,才会来的稍晚一些。
当然也可以购买自行车。但这个地方不像明尼苏达或者其他大城市有自行车道。90% 的路都要和汽车齐头并进,而美国道路上的车速很快,十分危险。同时,自行车被偷在美国也是习以为常的事情,警察是不会管的。不仅如此,弗吉尼亚冬天多雨。全面考虑,骑车也不算是一个安全的事情。我十分怀念本科毕业卖掉的 Trek Domaine 3XL,一辆经济实用的公路车。要速度要速度,要刹车要刹车。
学校小的可怜,人也比较少,中国人就更少了,大概只有不到 300 人,一个微信群都填不满。这里的人也有中莫名的优越感。我穿印有明尼苏达 Logo 的衣服去大流感疫苗,打针的护士问我「为什么穿别的学校的衣服」。当然因为我很难在这个学院中找到认同感,我也真想反问一句「绿色的校服帽子你愿意穿?」当天下午上课的时候,我另一个穿弗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Tech)的女同学看到我也穿了别的学校的衣服,便和我聊说,她走在路上也被这样嘴了一句。她一脸鄙夷地跟我说「这些人有毛病吧,多管闲事」。而且,他们不愿意让别人称呼他们为「学院」而是「大学」。如果你称他们为学院,他们会反驳你。
可明显的是,这所学校的规模、教学楼、设施和管理完全称不上是一所大学。他们完全是自欺欺人罢了。大部分教学楼陈设老旧,有两个说得过去的食堂,其中一个的餐具还刷不干净,上面都是污垢。一幢图书馆。图书馆的一楼是电脑区,左边一半是 iMAC,右边一半是 Windows 电脑。座椅都是赫曼米勒 Sayl 的办公椅。除了第一次的兴奋之外,其余都是痛苦:坐垫又硬又脏、靠背很难回弹、桌面有污渍……就是这样,在 11 月份左右的时候,还有组织参观的呢(入学前报名),解说员语气听上去非常骄傲。但谁能想到,这些只是装装样子呢。
当然,图书馆最重要的还是它持有的书籍和论文。相比其他大学,这所学院掌握的研究资料也不是很多。我们团体咨询课有一项作业是,让我们找自己想探究的话题,写一个团体治疗的论文。我选择的是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15 篇论文,其中包含一些经典老论文,比如 2000 年以前和 2010 年左右,也只有一部分可以在图书馆中被查阅的;其他的论文是我用 Zotero 抓取的资料。新论文,比如从 2020 年至今的论文,却无法访问。即使用 Zotero 也抓取不到的那种论文,就需要通过学校等机构得到方式访问网站。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查了一下明尼苏达大学的图书馆,结果找到了这些论文。可是因为我已经毕业了,所以不能下载或者在线通过机构访问。不过,这令我知道,大学是绝对能访问且下载的,所以我联系到了在伯克利大学的朋友,让他帮我下载了几篇。我这才能用一些最新的论文材料作为一些论证的补充,当然也拿了满分。
即使这样,还是有些留学机构和中国人推荐、选择这所学校。不仅因为课程容易,俗称「水课」,而且相比常青藤(公立和私立)学校来说,给分更加容易。许多学生即使不刻意学习,第一学期的成绩也相对优秀,更别提现在有了 GPT 这样的工具,所以 GPA 比较高。所以,对于本科生来说,这所学校是申请研究生、博士生的一个不错的踏板。
当我得知这些之后,想着两年之后就走了,倒也没什么。跆拳道的「忍耐」、「克己」、「百战不殆」早已融入我的灵魂,这种小事情,想着忍忍就过去了。
可是,现实总会当头棒喝,将我们从幻想中敲醒。
我们咨询专业的研究生项目和其他研究生项目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无法选课,所有的课都是早就安排好的。讽刺的是,我们还必须在可以选课的那天,打开网页,按照拟定的课程单输入课号,并点击注册。给我们一种「选择的权利」,自由的假象。一言以蔽之「假民主」。也许很多大学都是如此,但我仍然感觉怪异。
我每周一周四有两节课,分别是九点到十一点半,一点到三点半;每周二有一节课,下午一点到三点半。周一周四都还好说,但周二是真难受。因为中午没有公交,且公交并不守时,所以我刚开学那一个月和周一一样,都是早上八点走。后来,舍友买了车之后,每周二一早我就搭他的车八点四十走。因为食堂比较远,来回得二三十分钟,且吃的一般,所以我周二是不吃午饭的。在自习室里,用这些时间读一下必读章节或者写文章。每次放学,我需要等上三四十分钟下一班的公交。虽然我可以在学校里等,到了时间再过去,但是公交时而早来时而晚来,所以后来我周一打车,周二等到 6 点半舍友下课吃完饭在一起回家。
虽然一开始比较难受,但时间久了,逐渐也就习惯了,但仍然是痛苦的。
开学的第一天,周四,我提前 20 分钟从家里出发,走到了离家不远的 Target 1,赶上了 8 点半的公交。8 点 45 至 50 到达我们教学楼,School of Education,附近的公交站。
我们的教学楼是一个「孤儿」。从地图上看,它的周边什么都没有,只有偶尔出来觅食的野鹿。它距离主校区,即大部分教学楼,脚程 30 分钟。下了公交,走上约 5 分钟到了十字路口,过了马路,走一段汽车道,左转进入停车场。
在停车场里面靠近边缘处,有一条,也是唯一一条,连接教学楼的人行道,沿着它穿过草坪,便到了教学楼。这已经 8 分钟过去了。也就在这个停车场,我后来被人以「尾随」污蔑。
如果你穿过教学楼,你能看到一块儿草坪,远眺是森林,像海洋。森林的中间有一条人工栈道,延伸出来和「陆地」接壤,也是这栋楼唯一连接主校区的道路。
楼道比较窄,好在教室比较大。一楼的这个大教室是这栋楼里面最大的教室,容纳 50 人左右。上课的其他教室的大小,刚好能容纳我们 35 位学生。进了教室,从左到右扫了一下,发现只有我是中国人;我挑了一个座位坐下,打开软件开始听歌。即使我在本科的最后一个学期 2,已经开始改变内向,但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身体还是开启了自我保护功能。
和往常不同,老师准备了一些自我介绍的问题,比如选择这个专业的原因、自己的爱好等等。我们便轮流着一一作答。因为回国待了将近半年,本科流畅的口语一下子「跌落神坛」,说起话来磕磕绊绊。当然一大部分还是和我的说话习惯有关。在这种有思考的交流、对话中,我不像老美一样,非常快地一句接一句;因为我这个人思绪比较多,除了胡侃、寒暄之言外,凡是寻常认真、思考说出的话,我可能会突然沉默,思考一下,又或是比较磕巴。
当我因为这件事情而感到苦恼的时候,我的好友 John 说道:「我知道你脑子里有很多想法,同时你还要快速地翻译为英文。」是的,连我的同学都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他们还要用「语言」这个理由阻碍我呢?
John 今年三十岁了。当我在开学前两周的自我介绍环节得知了大家的年龄时,我也十分震惊。和国内的研究生不一样,美国人很少有人上研究生,本科毕业已经足够找到维持生计的工作了。所以,去研究生项目的人,基本都是工作一段时间,有了一定积蓄的。于是,这个项目充满多样性。因为专业的特殊性,全班只有我们五位男生,其余三十位都是女生。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即刻上看到有人宣传「女性咨询师」的困惑,因为在这个领域中,似乎男性才是稀少的存在。年龄段也覆盖的很广,我似乎是最年轻的;其他四个男生,John、Brandon、Guy 都是三十岁左右,Mark 是老大哥,看样子是 40 左右;女生大部分都在二十六七岁,也有两位五十岁的阿姨。所以,我在班里非常年轻,当他们得知我的年龄只有 22 岁时,惊叹道「这么年轻!」
虽然他们都非常有经验,也算是我的长辈,但他们并没有像国内的那些大人一样端着,而是非常平易近人。因为我本身就喜欢老音乐,也经常看美国电影,除了相关的英文名字不知道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代沟。当我或者他人担忧自己演讲或者作业不行的时候,我们都会相互鼓励、帮助,而不是各种阴阳怪气、相互竞争的关系。这可能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如此友爱的集体。
我和 John 相熟是在每周四的团体治疗课后半程的团体小组中。我们在开学的第二周被分成几个小组,分别由一个博士生带着,说是体验现实的小组治疗,但我们省去了「治疗」这个步骤,而是针对由组员或者博士生提出的问题进行思考性地讨论。在讨论中,他关注到我尚未发言,于是会经常抛向我,他也是第一个念对我名字的人。
后来,因为我要继续改变我的内向。于是,除了团体治疗之外的课程,都在一个由六个大桌子组成的教室里面,我基本每节课会换桌子做,尝试和不同的同学交流,顺便也练练口语。我不仅慢慢地也就和同学熟络了起来,口语也在仅仅六次课中突飞猛进,十分流畅。
本以为生活按部就班了起来,结果收到了 Cashwell 的邮件说要见一面。
九月中旬,弗吉尼亚仍炎热无比,教室里的冷气很足。我下了课走楼梯上了 3 楼。我们很少有人了解他,只在开学前的欢迎新生会上见过一次。
我们坐在团体治疗课的教室,即一楼的那个唯一的大教室。所有的教授坐在前面,Cashwell 在席间踱步,时而讲台前,时而在座椅两侧的过道上。他的光头在灯光下闪闪发光,说话和表情十分严肃,似乎营造一种威严感,白胡子在颌下上下摆动。看上去,他管理其他五个教授。我对那个活动无感,非常地枯燥。唯一记得是,当教授被问到为什么选择心理咨询这个职业时,她们几乎都会说,这是他们从小憧憬的职业。我当时听了之后十分惊讶,不仅因为国内对这个行业的陌生和无知,也是因为我当时 17 年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家里也不支持我。同时,我也知道了 Cashwell 是负责我们学校咨询的 Advisor。
进了他的办公室之后,他展示了经典美国人的皮笑肉不笑的笑容,让我落座。第一次会面似乎还行。我们聊到了精神分析。她给我看了他去巴黎弗洛伊德故居拍摄的沙发,跟我分享了一下走在当年弗洛伊德女儿走的道路上是怎样的自豪。虽然氛围听上去还行,但我的紧张感并没有放松,因为我从他的表情和言语中感受不到任何真诚和关心,而是虚伪。在快要结束的时候,他问我中国有没有类似的项目,我一开始以为他只是在了解中国心理咨询的行情。我回答「没有」,还给他好心地给他科普了一下中国的心理咨询状况。本科阶段,我就是和 Advisor 这样交流的,因为我也需要他的帮助。
会面结束后,我内心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疑惑。因为,这和我本科在明尼苏达大学所掌握关于 Advisor 的经验完全不一样。我仍然找不到一个对这个术语的合适翻译,但似乎可以理解为学业规划老师。Jean 是我那时候的 Advisor。她主要的工作是尽其所能帮助我完成学业和负责我的成绩单。比如项目要求有一项是第二外语,但我是国际生,按理说是已完成,但显示未完成;我跟她说了之后,直接给改了。
我们每次的话题都围绕着课程,而不会只是寒暄和探寻我的个人事宜。她帮助我大一开学选课,大二的时候帮助我规划我后面两年的课程,因为只修心理学的学分是不够的,结合我的情况推荐我辅修商学。除此之外,基本上都是我主动发邮件或者通过学校的网站预约的她,而非向 Cashwell 一样主动找我;并且每次会面后,都会根据我提出的问题,给我很多有帮助的链接尤其是次级链接,而非 Cashwell 给我的那种一个普通的初级网页。令我记忆犹新的是,大一的我迫于家里压力提前毕业,只想着学习。「你学完这个专业之后想干什么呢?你毕业之后想干什么呢?」Jean 问道。那一瞬间,我哑口无言,除了拿成绩和毕业之外,我真没想过这个问题。虽然兜兜转转最后还是迫于家里压力毕业了,但我还是感谢这位 Advisor,种下了我思想开悟的萌芽。
虽然不同的学校有不一样的规矩,但从我纽大、哥大的同学了解,Advisor 都是一样的,不会像这所学院一样那么的奇怪。十月初,我发邮件问他如何转专业的事情。他回复我简短的一句话「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们约个会面」。我回复了时间并询问我是否需要准备什么。他说不用。这令我紧张了起来,毕竟我从没有让 Advisor 频繁找过这么多次,而且第一次会面给我的感受并不友好。不出所料,十月初,我们的第二次会面,不仅不友好,而是对我进行了羞辱。
落座之后,我本以为会直接告诉我他查找的关于转专业的相关信息;非也,他先跟我寒暄几句,并再次询问「中国是否有类似的项目?」。我对此非常疑惑,以为是他记性不好就又耐心地解释了一遍。
话锋一转,他说:「我这次找你是聊聊你的问题。」他又露出那个虚伪的笑容,没等我回话接着说,「有人举报你尾随别人到停车场。」
我心头一紧,开始愤怒;克制愤怒,一脸震惊看向他。这简直是对我人格的污蔑和尊严的侮辱。
「这怎么可能……」我提升声调,想着及时解释说明,他直接打断我说「我只是在告诉你我知道的事实。」
「那这个事实是错误的……(你都不核实一下真实情况吗?)」我又没说完就被他打断了。
他提高了声调,故作愤怒,突然吼道「你再反驳一下试试」,平息之后,他接着说「你应该说‘我的经验是……’」
「我的经验是,这是一条通往马路对面唯一的人行道,只适合停车场接壤。」我随后跟他说了一下每天放学的怎么回家,「我周一坐公交,周二周四搭舍友的车回家。」可不管我怎么说,他都是故作无奈,摇着头,说「我只是在说我了解到的事实」,随后补了一句「那可能是刚开学的时候吧」。我的博士舍友说,他这个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对我的歧视和偏见。
于是,我说「那你告诉我怎么走?」
「你可以等他们先走。」我是真没想到国外也有小仙女儿。
既然都是时候的事情,现在都快过一个月了,你才跟我讲?故意的吧。
我沉默不语,心中的愤怒无法抒发。因为都用来克制这些愤怒,所以无神说话。他见我沉默之后,接着说「下一个问题是,你顶撞了老师。」
这虽然能理解,但还是奇怪,因为这也是发生在刚开学的时候。那时候口语还没回来,提问直接了一些,并且我只是想探究知识。而且,当我意识到提问方式不对之后,我不仅在谈话结束之后立刻道歉且回家后还发了一封道歉邮件。因为我和教授们之后的关系也变好了(至少我以为),我们之间相安无事,没想到你又提了。
他接着说「……而且精神分析已经过时了。」
我一下子明白了是那两个黑人教授,因为我只在那两个课上提过精神分析。
第一个黑人教授是 Augustine。她也有十分丰富的简历,有十多页那么长。当时课上讲的话题是女性主义疗法(Feminist Therapy),一种注重女性个人和社会身份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并且强调平等、赋权和社会文化因素在治疗中的重要性的心理治疗方法。课上介绍的是黑人女性先锋性地推动了这个女性主义的发展,然后课上讨论的话题一直围绕着种族、白人至上、黑人地位和影响黑人的政治等等。
仔细想想就能明白这种讨论一定会陷入了一种螺旋的困境。一旦讨论深入,不可避免会言语中伤,所以只能讨论浮于表面的,已经被大他者制作的意识形态。通俗的说,黑人教授对于这种话题,既是参赛员,又是裁判。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当有的同学问到了一些关于性别(sexuality)的核心问题,没有人敢回答。只能等 Augustine 来一句「我们会在暑假的 sexuality 课程中学习」。
「我向请教一下这节课的目的是什么?我感觉你在将话题引向政治的虚无讨论。而且在精神分析中,种族是被创造的,」在课后对教授这么说道。「……最早的女性独立宣言不是黑人,而是白人创作的。从那之后,女性才开始逐渐享有男性平等的财产权。」
我试图用我掌握的知识和她交流。这似乎是提问的基本,至少在大学是这样的。当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紧接着的是我们已经掌握的了解,以便让教授知道我们掌握哪些知识,也能纠错或者提供对它们的补充。而这位黑人教授并没有如此做,虽然当时笑着给我解释了之后,但觉得自己被冒犯,于是就在每周员工会议反馈给了 Cashwell。
「你知道你并不能挑战教授,因为他们已经是教授了,远高于你。」Cashwell 强调权威。
在当今的社会上,这种情况很常见,但这不应该出现在教育领域中。人们习惯屈服权威,而缺乏科学精神——质疑。这令我感到费解,很难想象这是从教育学院工作的人的口中说出来的话。看到那种迫切守护和维护自己权威和名誉的样子,令我不禁怀疑,他也许是个自大狂。可 Augustine 每周的课前阅读非常多,课上内容也大多是囫囵吞枣,我们真正学到的并没有多少,也仅仅是知道了一些新颖疗法的名字。所以,一个只是敷衍上课,受自己观念束缚,并把被问到不懂的问题视为对权威的挑战的教授,无论头衔多么高、经验多么丰富,都不能算是一位好老师。
那会儿,第二位教授,负责学校咨询课的教授 Harris,课上恰好讲的也是在学校中的种族问题。比如,如何注重种族歧视,我们作为学校咨询师又能做些什么,如何为社会正当性(social justice)和社会支持(social advocacy)做出贡献等等。不过,讽刺的是,课上讲的多姿多彩,而现在我实际遇到了种族歧视的问题,她却无动于衷,别有一番说辞,大概意思是,「我无法那样做,也不能这样做,但如果你需要帮助,我还是会帮助你。」在课后,我也有已经掌握的精神分析知识向她提出了疑惑,即我们无法探索到这类问题的本质如政治、人文、意识形态等等,这样的讨论有何目的或者意义呢?
「你也不能上课睡觉,」他接着对我说。
我哭笑不得,都研究生了,还管上课睡觉是吗。老美上课睡觉没问题,我睡觉就有问题是吧。
从他不让我辩解、厉声打断我之后,我便一直沉默。当然他也没给我任何说话、阐释的机会,只是持续贬低我和夸大我有各种大的小的问题,再进行「爹味」的说教;然后和我说,「十月八号之前退项目的话,还能返现,你自己考虑一下吧。」最后打发我走了并虚假地安慰我:「我知道今天你吸纳了很多信息,这对你来说不容易。」
我只想逃离那个房间。我无法宣泄这些被污蔑、被误解、被噤声的愤怒。一个原因是我不想给自己惹麻烦,另一个原因是他有可能想激怒我,从而找我麻烦。所以,我只能将这些愤怒内化,似乎开始攻击自己。我克制悲伤,背包走出了他的办公室,在楼道里扶着墙一步一步艰难前行。当走到了沙发区的时候,我实在走不动了,便坐在沙发上歇一会儿,原本想整理一下思绪,但失败了。蓝色布艺沙发似乎是这个坚硬冰冷的建筑中唯一柔软的地方,让我忍不住哭了出来。哭了一会儿之后,我打电话给了舍友,麻烦他来接我一下,因为我实在是没什么气力等车。
十月的弗吉尼亚对我并不友好。第二次会议就像季节性情绪失调(SAD)的触发器,它不仅让我提前陷入抑郁,还加剧了我的痛苦。我从 15 年开始就有这个「病症」,但当时不知道它是何故,只是自己会在秋天来临的那段日子心情不好,经常油然而生一种莫名的感伤,直到大学学心理之后我才明白。那时候经常回东北,而我的大学又在明尼苏达,秋天极短,所以 SAD 基本也就持续一周左右,对我的影响不大。但是,弗吉尼亚的秋天长的离谱。气温时而忽高忽低,乍暖还寒;时而久高不下,日炙风吹,着实令我的身体不知所措。整个十月,我很难有精力做事,有时看着教材都能落泪;甚至在团体课程小组中,当同学们在讨论时,我的思绪也无法集中,任随眼眶湿润,潸然泪下。
John 坐在我的旁边,发现了我的悲伤。后来的每周三,他会带上我一起和他的另一位朋友去公园玩,有着不错的经历。我们打了篮球,投接橄榄球;我也第一次体验了棒球和飞盘高尔夫怎么玩。后来,我俩和其他女生去了 James Town 的沙滩。他们有意无意地聊着很多,外国人说话的特点是一句接一句,根本不给我留气口,所以很难接上话。所以我只记得,那天夕阳很美,海天一色。
十月下旬,万圣节的气氛开始笼罩超市、学校等地。有一次周六,我们和 Guy 一起去了酒吧,也是我第一次体验美国酒吧。酒吧外面一小部分露天的地方,驻唱乐队在尽情地唱着摇滚。不过音响太吵,我也不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不过他俩倒是能跟着哼唱,看样子是他们熟悉的歌曲。在乐队的中场休息,我们结识了主唱和他的朋克女朋友,身着吸血鬼服装;我倒是没说什么,John 和 Guy 更加游刃有余地社交,不仅是一起买烟还是在下一场搂在一起随着音乐蹦跳等等,也着实令我大开眼界,也佩服国外女性的开放程度。不过,这次的经历几乎让我变得不再恐惧社交场合。
在他们的陪伴下,我的心情逐渐好了些,重拾了一些自信。
十月三十一日的那周,同学邀请我去他们的万圣节聚会。那天阴雨天,似乎从第二次会议之后,我便不再喜欢阴雨天。现在只要心情变得不好,十次有九次第二天会下雨;像母亲的膝盖一样,我现在也有了属于子自己的天气预警器。那天下了课,我想着赶紧回家。因为心情不好,实在应付不了任何社交;也因为那天是周二,周五没吃饭,想着回家吃点儿东西。我除了教学楼,走着走着,我突然一愣,赶忙摇了摇头,拍了拍脸,让自己回过神来。脸上冰冷的雨滴,让我清醒了一些。我被自己的状态吓到了,如果刚才照镜子的话,那么一定是一张黯然销魂、死气沉沉的脸透露着悒悒不乐、忧心如酲的眼神。于是,我加快脚步,试图摆脱这种情况,但就当快要穿过停车场的时候,公交车从我眼前经过。我看了看 Transit 3,发现下一班要 40 分钟。我一下子心灰意冷,面如死灰,似乎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回走,心里头说「不如参加一下也行,毕竟从未体验过美国聚会。」
CJ,军人咨询(Military Counseling)方向的同学,开车带我去了聚会的地方。进去的时候,很多人已经到了,能看到好几个两三个人组成小团体在聊天。我并不太喜欢参加聚会,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有趣的活动可以做。相反,我更喜欢和两三个朋友一起去吃饭、看书或者进行其他娱乐活动。不过,似乎潜意识在自救,我竟然出奇地待在了那个地方。在所有人都到齐后,我们开始玩「你说我猜」的游戏。这也是我第一次和这么多人玩综艺节目上的那种游戏——每个人都有一张卡片,放在额头前;然后通过提问来猜测卡片内容,其他人只能以「是」或「不是」的方式回答。这个游戏让我重拾理性,我利用了认知心理学的分类知识提问,效果显著,猜得又快又准。我的心情也逐渐好转。走的时候,外面雨停了,我的心情也缓和了好多。
十一月下旬,天气渐凉,但仍十五六度。我们也都开始准备期末的各种论文、小组演讲和各种作业。心情好转之后,状态也不错。所有的作业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就在这时,那个老头又发邮件找到了我「你下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们见面聊聊。」
看到邮件的那一刻,手心发汗,心头一紧,但也不至于惊慌失措,似乎已经 PTSD 4了。我问他,有什么需要我做心理准备的吗,他回复说没有。
不管是出于善意,还是心理咨询师的来访者中心原则 5,我都再次相信了他。
落座之后,他又再次使用虚假寒暄术,我也只是随便应付了几句,想着你这次到底要干什么。
「我们决定推迟你的培训(Practicum)」
「为什么?」我诧异道。
「因为你需要提升你的技术。」
奇了怪了,我这门课到现在都是 A。「我需要提升哪方面?」
「就是技术。」他不紧不慢地重复。
「哪方面需要提升?」
「语言」,他不情愿地挤了这两个字出来。「因为你春季上不了这个课,所以你需要抓紧重新选选课了。」
我声音颤抖地接着说:「语言?」
我在那一刻将其内化为自己的问题,是的,抑郁状态的人很喜欢内化问题到自己身上。
「你帮帮我呢,我对这个职业有很大的热忱。」
他不置可否,并未理会,自顾自地回复邮件。
「那我什么时候能上培训?」
「因为这门课只有春季,所以你只能明年春季上这门课了。」
「所以你要推迟我一年半?!」因为只有先上了培训,才能正式开始实习。推迟培训意味着实习也要顺延。
而因为我们家的情况,不管是父母离异,还是他们离异之后的各种尚未解决的、回避的话题和试图逃避的事情等等,其实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可是虽然他们在自欺欺人,享受着虚假的没好,但忽视了对我的潜在影响。我无法不在意这个事情,也许只能等我经济独立之后吧。我对家里留给我的留学资金有一些了解,再结合目前的经济下行,延迟毕业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那你能帮我计划一下课程吗或者转专业呢?」他慢慢悠悠地转回电脑桌,打印了谁都知道的课程单。「你自己看着选选吧。」
我看着选?威廉妈妈里这个落后的注册课程系统,选课还得输入准确的课号,连模糊搜索搜没有。我这个项目基本只能按照学期开这上面列出的课,那些课开,那些不开,我都不知带出,你让我怎么自己选?
「如果推迟一年的话,我的 I-20 也需要改一改。」
看他聊了这么半天,决定推迟我一年,但丝毫没有提 I-20 的事情,我便象征性地询问一句。
他突然迟疑和茫然,似乎意料到我会问这个问题,三秒之后,应付道:「对,这也是个问题」
在明尼苏达等大学,Advisor 会直接提醒;我记得当时我向提前毕业的时候,Jean 便帮我改了预期毕业的时间,然后再提醒我去 I-20 的事情。我不想无凭无据地说这个学院没有国际生相关的服务经验,但从只有我一人是国际生这个事实来看,Advisor 显然是形同虚设的,准备不足的。由此可见和可笑的是,在教育学院,他们没有做到自己上课所讲的那样的重视教育中的种族、平等的问题。
「中国有没有类似的项目?」在会议的尾声时,他问了我这个问题。这是已经他第三次问我这个问题了。
「没有。」我像往常一样回答,但并未过多解释。
这个时候,我已经崩溃了。眼眶开始湿润。尽管我极力克制,眼泪还是从眼角顺着脸颊慢慢滑落,刻下了泪痕。
作为学生,在大学中,我们很相信 Advisor。可是,老话说「事不过三。」就算我再怎么善良或者说相信老师,也不可能不再怀疑了。这明显就是在暗戳戳地让我退出这个项目,也有这明显地歧视。我不仅全 A,而且,我已经在美国生活和上学 5 年,语言从各个角度而言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另外,学校有义务帮我们学校咨询的学生在春季学期开学前找到能培训我们的学校的。而恰恰就在十一月底,学期快要结束之前,他找到我并用语言这个歧视性的理由阻碍我,很难不认为是他们给我找不到培训地点儿而用的借口。
语言对于非母语人士来说就像断了手臂的残疾人。无论如何,后者永远不可能成为断臂之前的模样。再举个例子,你是一个有才能的理发师去理发店应聘,其他店员都对你的天赋或者技术赞赏有加,而老板不录用。你问他原因,他说因为你是光头。
又因为我信任 Advisor ——另学生信任自己本就是 Advisor 的品质——我好像在第一次会议中便透露了一点儿我家的经济情况。如果是正常的 Advisor,会告诉你能否申请资金补助或者申请奖学金渠道什么的,但是他除了没有这样做之外,可能还利用我这一条「弱势」延长我的毕业时间。他可能觉得,我到时候交不起学费,就会知难而退。推迟一年对我意味着,我将在 2025 年春季到 2026 年春季这三个学期中,每学期只用上一节课。如果按照这样计算的话:每学期保险费用是 2000 美金,房租是 850 美金,生活费是 1000 美金,学费如果按照没学分 1800 美金算的话,那么一节课需要 5400 美金。一个学期按照四个月来计算,在两学年共 90 万人民币的基础上,我需要多花 44,400 美金(约等于 32 万人民币)。如果只为了这个学院的毕业证,但我最后身心俱疲,那么这个钱花的并不划算;而且学校咨询的实习是没有钱拿的。
除此之外,每个月找我一次,小题大做、贬低我,劝退我,见我不接招,便用语言挑明我。再说,我又不是用你们这个学院的「声誉」在美国工作什么的,而是拿毕业证回国。我真不知道他为何这样,也许是宗教或者个人意识形态中对中国人骨子里带有的歧视吧。「他从未找过我一次,」另一位同专业的韩裔美国人这样说,当我问她 Cashwell 有没有找过她的时候。
我难以置信,那些我在高中和大学时期从未经历过,仅在新闻中看到的歧视竟然会发生在我身上。这就是学院吗!
那天,我在一楼坐了很久。十一月底,楼里微冷,暖风开的不是很足。一会儿啜泣,一会儿遮颜痛哭。如果你那会儿恰好遇到我,估计你会被我吓一跳「这是不是个精神病。」我引以为傲的恢复力,在那天也丧失了,直到现在,我试图在重建这个能力;我的自信也被摧毁了,只剩下了自我贬义。似乎,有那么一瞬,我无法支撑自己的存在。即使我把这些告诉我的家人,她们会说「至于吗……想开点儿……」,所以逐渐的,心里面藏的事情越来越多了,话也渐渐少了,也越来越孤独。
那一刻,所有负面的情绪和过往席卷而来,不断冲击、撕扯着我的心理防线。
我其实第二次会面结束后就约了学校的心理服务。我十月中旬过去最早只能预约三周之后的十一月初了。十一月三日,周五,我过去和咨询师聊了一下我的情况。
「抑郁状态是起伏的,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突然因为一件小事崩溃等等。」她说。
「那我现在状态是什么?」
「你可能是中高抑郁状态。」
然后她便给我预约了精神科医生聊一聊是否开药。一周后,我才与精神科医生进行了对话。不同于国内医院的直接开药方式,我们聊了大约三四十分钟。她仔细了解了我的情况,也告诉我药物副作用较大,并建议我先试用光箱治疗(Light Box Therapy)。因为我的问题是季节性情绪失调,这样可以看看光箱是否能缓解我的情绪问题。两周之后,我回到咨询的地方,找到一位博士,才拿到 Light Box 6。这一来一回,三周过去了。
说实话,我的心理问题在这种流程之下并未得到及时的解决,光箱在体验中也并未发挥太大作用。在同学的帮助下,我的心情也算是有些回升,因为临近期末,也终于让自己找回状态,投入到作业中。没想到,Cashwell 似乎算准了日子一样,在感恩节之后的十一月二十八日给我当头一棒。
博士老大哥舍友第二天开车带我去了学校的健康服务中心,他很担心我这个情况,「真不敢想要是你一个人住会发生什么!」这一次,我直接勾选了紧急心理服务。在咨询室中,我情绪十分低落,将发生的一切都讲了出来。后来,咨询师又给我约了那位精神科医生,考虑到风险,她也没有给我开药并告诉,我这种情况是「情境的(situational)的」,意思是,只要解决了现在经历的情况,那么抑郁状态便会减弱或者消失。咨询师也让我去了 Dean of Student Office 7。
我去了之后,一位很好的阿姨接待了我,声音自信、温暖,面带笑容,令我觉得她很真诚、善良;屋子里有布艺沙发,十分柔软,环境也被衬托得十分舒适。还有一位黑人老师,好像是新来的正在实习。我和他们诉说了所有发生的事情,不管是事实还是当时的心情,一股脑儿的全都倾诉了出来;他们也耐心地倾听着我的言语。当我说到语言的部分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觉得你语言没有任何问题。」是啊,又怎么会有问题呢。
「我选择这条路的原因之一是我想帮助别人,但现在……生活似乎没希望了。」
「要知道,你也需要别人帮助。」
我其实这时候,心里头便忍不住了。这句话像春日暖阳,拨云见日般,撒进了我那灰暗的内心世界。是啊,独立太久,凡事都自己来,我已经忘了自己能寻求别人的帮助了。
「我今晚之前整理一下内容,然后尽快发邮件给他们报告上面,明后天告诉你信儿。」
「谢谢」
「我能给你一个拥抱吗?」
我以为是平常那种轻轻地抱一下,「可以,」我说。令我意外的是,阿姨给了我非常紧实的拥抱,过了十几秒吧,我以为差不多了,便撒手回撤,可发现挣脱不开;也许是错觉,我感觉阿姨的臂膀,像缰绳遇水一样,抱得更紧了。这种紧密的安全感和温暖是我前所未有的体验。我终于无法抑制自己,放声大哭,今年最痛苦的一次了。这种拥抱也是在孤独很久之后,再次有人真心关心我,尤其是在精神层面上给予我的关怀。
这便是拥抱的力量,我们不能忽视它。
后来,我便随着学校的流程走了。我们的项目收到了报告,在今年春季更换了我们的 Advisor,但并不影响 Cashwell。他似乎只是卸任了这个职位,但还是一个身居高位的管理者。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与负责此事的中间人 Mason 发送了近 20 封邮件。然而至今,我并未收到任何实质性回复,只是被告知需要提供更多信息,并且教育学院需要进行教职员工评审后才能给出答复或者相关学业计划。这让我感觉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歧视问题,并且似乎还在拖延时间如果要进行审查程序,将需要两到三个月的时间,这无疑会耗费我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对我并没有任何好处。
在等待的过程中,正值圣诞节,我去了旧金山游玩;每天回到宾馆,思绪回归,仍会焦虑不安。现在,我时不时地还怀疑自己,贬低自己,只能通过心理和写作「吊着一口气儿」;心情时好时坏,也经常预报下雨。现在的我,很难想象未来是怎样的。我只能用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得出的适用于现在这个时代的方法,存在主义,即专注当下,探索自主选择的方法,帮助自己。
希望自己会好吧。
美国一家大型零售连锁公司,总部在明尼苏达,比沃尔玛类似但稍贵。
指大四上,因为要提前毕业,所以是我的最后一个学期
追踪公共交通的软件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就像是大脑里的一种伤口,当一个人经历了非常吓人或者非常难过的事情后,他们可能会感到一直很害怕或者一直很难过,即使那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就像身体上的伤口需要时间和照顾才能愈合一样,心里的这种伤口也是需要时间和帮助才能好起来的。
相信来访者
Light Box 是一个一万流明的显示器造型的方形灯,通电后非常亮;原理似乎是给像我这样 SAD 的人一种像太阳一样的光源,缓解病症。
是大学里帮助学生的地方,帮学生解决问题